该书初版于1923年，再版于1926年，再版时施米特加写了一篇较长的引论，对法学家托马（Richard Thoma）的批评予以回应[20]，并对处境进行了更加明确的阐述。

[19] [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编选说明，第2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存在论与规范论的双重意义上，施米特始终倾向于存在论，他坚决否认宪法规范的绝对性或根本法能够自我证成，而是将其根源界定于一种特定的整体政治意志之上。

[34]施米特认为这些定义的共同缺陷是过多的预设和牵扯，不具有严格理论所需要的简明性。从施米特对公意理论的接受以及对民主同质性的坚强捍卫上来看，他却是一名保守主义者。[59] 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能够决断不是因为具体的宪法规范的存在，而是因为具体的政治意志的存在。那么，对于一部具体的宪法而言，如何确定作为根本法的实定宪法呢？施米特以魏玛宪法为例，按照其实定宪法的标准，寻找出了魏玛宪法中的五大根本法：（1）选择民主制的决断。

宪法律只能根据外在的、次要的、所谓形式的‘标记来加以确认[55]，典型做法就是根据文件名称的形式标志和修改程序的差别性特征来分辨。正是从魏玛代议制表现欠佳而德国的内外处境又极其危急的历史缝隙中，施米特开始了自身关于德国版的政治宪法理论的建构。[31] 《圣祖圣训》，卷60，页2。

游牧的兴起，和公元前16世纪到10世纪北方草原气候突变为干旱导致传统的原始农业畜牧兼营无法进行，必须向更远的地方寻求水、草资源有关。按照施米特的说法，政治的核心即在于敌友划分，尊王攘夷的口号一方面将戎狄塑造为中原诸多诸侯国共同的敌人，另外一方面也为自己成为局部区域的诸侯国霸主奠定了合法性基础，而且还可免去与此时早已式微的周王室争取正统地位的口实。如《吕氏春秋·慎势》所言，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东部诸侯国远离镐京导致周王室只能独立应对西方诸戎的威胁以及西周晚期宫廷政治的腐败与内斗等，可参见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一书的精彩分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而华夷之辨实际上具有相对性。[13]武王伐纣时的军队根据《尚书·盟誓》的记载也堪称多民族联合军团。

[20]也不时有一些诸侯国为了局部区域的争霸而引戎狄为雇佣军入侵其他诸侯国。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尽管这种强调整体、统一的政治理念时下被诟病颇多，甚至被视为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主要原因和所谓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代名词，但其在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中，却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及至清代，采取满蒙联合的国策，将昔日长城内外的烽火号角转变为远赴恰克图的商道。

诸侯国不断被分封出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空间和心理上都离王室愈来愈远。  三、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如果说华夷之辩代表了汉族与少数民族背后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文化价值乃至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认识，即古代中国疆域内多民族共存的客观事实。[49] 戴小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14] [日]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15]《礼记·王制》。

同样，由于同处于天下体系之中，所以统一是常态，割据是非常态，无论是哪个民族出身的政治精英，都以认同中华、统一天下为己任，即大一统。[18]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第51-53页。

而不管四夷相对于处于中心的诸夏在生产方式、风俗习惯方面有多么大的不同，但其始终与诸夏一起，属于天下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虽然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说法，即区分华夏与夷狄，但另外一方面，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即夷狄与中国的界分并非不可通约。

这一点在考古学界关于草原地区不同时期农业工具多寡、殉葬之不同牲畜的比例等指标变化中也得到了印证。[3] 田卫疆：关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原因的探索，《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92页。吾将躬先启行，薄伐南裔，于诸卿意何如？[43]。[10] 李学勤：《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华夏文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辑第159页。大一统本是公羊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简而言之即是以一统为大。1271年，元朝建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王朝，[54]同时，元创立的行省制度、土司制度、以及通过帝师和宣政院的设置加强对吐蕃地区的管理措施，对于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政治安排、民族治理、边疆安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所确立的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政治叙事，通过对大一统理念中所蕴含的政治的稳定性、统一的最高性的强调，在有力的淡化了华夷之辩的同时，也确立了自己作为中央王朝的正朔地位。[19] 如授予官员以不动产而非俸禄最终导致了贵族家族财富和权势的不断增长同时也使周王室日益贫困的所谓自杀式的管理方法。

[11] 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这部分的内容也直接关系到本书的主题----多民族大国的近代转型与国家建构之历史根基，所以还是需要花费一定笔墨予以交代。

而由此而引发的一种朴素的华夏意识认同也开始出现在当时诸侯国的贵族之间。建立起一个横跨内陆亚洲、坚实程度超过元朝的多民族帝国，也进而奠定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与民族分布。

[35] 可参见（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对于希腊人以及野蛮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之不可通约性的叙事建构。[13] 参见王明柯：《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明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页。同时，起于西部边陲的周人，为了论证其代商的政权合法性，相对于商的君权神授说而提出了以德配天的说法。在天下观的开放体系中，诸夏与夷狄虽然位置不同，但均是天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既然诸夏与夷狄的区别在于文化而非人种，那么夷狄与诸夏的区分并非不可通约，实际上，也正是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不断交融成就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绵延不息。

[59] 长城，作为游牧政权与定居政权的一个军事、地理分界，也成为分析古代中国民族交往的一个典型意向，如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即以长城的历史地理开篇，但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则可自豪的声称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周代商之后形成的以德配天说，其要旨是天下之大，以有德者居之。

[4]如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吕思勉先生的《中华民族史》、徐杰舜的《从多元到一体：中华民族史论》，包括日籍华裔学者王珂的《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系谱》一书中对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背后的思想演绎做了精彩的分析，王明柯的《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明与情境》等系列作品则分析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中的认同塑造问题。犹中国之有籍贯，且舜为东夷之人。

中国上古史中的三皇五帝、尧舜禹等所领导的部落联盟，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由不同民族、部族集团所组成的政治联盟[9]。其一是当时以农耕生产为主的中原华夏族对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种文化认知有关。

[58] 正是有了大一统的制度和理念，历代统治者和人民才将中华大地视为一个整体，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也得以维系、巩固并不断发展。秦虽短祚，但其确立的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包括民族治理的机制与政策，却给其后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以深远影响。如汉时设立的西域都护府，是汉朝治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在加强西域与内地交流、巩固汉朝在西部边疆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西方的氐、羌、昆夷，为西戎。

诚如萧公权先生所言，物犹所爱，何况夷狄之同属人类。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在人类文明史中，游牧的出现要晚于原始采集、狩猎、畜牧经济和原始农业，早期的经济往往是一种混合经济（甚至到现在很多地区的农民也有在农耕之余养殖家畜的习惯，而一些游牧地区如哈萨克牧区则有兼营粗放农业的习惯）。

而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桎梏了思想的多元发展，但也将大一统确立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治追求，同时上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关于西晋时期少数民族政治人物的国家认同和大一统观的具体分析，可参见彭丰文《西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中的具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元代复杂的民族成分与分布，广阔的疆域，频繁的对外交往与贸易，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演进进程中的又一次重要发展，如有学者所言，元代徙入中原的各民族，民族之繁、人数之多，分布之广皆远胜前代，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8-49页。[23]而强化镐京被破、西周亡于犬戎这一政治事件，便自然成为东周时期有意争霸的诸侯国论证其争霸正当性、塑造各诸侯国之间共同的政治记忆的最佳事件。